中国社会工作
王思斌
我国社会工作重建以来，一直沿着专业化和本土化的方向发展，并且取得了重要成就。在这里，专业化是发展的方向，也是本土化的基础，没有专业社会工作就没有本土化；反过来说，本土化是专业社会工作得以扎根社会并发挥作用的条件。实际上，社会工作的专业化与本土化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而且是不能分离的两个方面，只是面对不同问题和情境，对它们的强调程度有所不同，这基本上已成为业界共识。
我国已经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阶段，党的二十大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特点、本质和原则作了具体阐述，对新发展阶段社会建设事业的发展提出了战略规划，实际上也对社会工作的发展提出了要求，即要加强党的领导、政府主导、专业引领、深入基层、问题导向、提质增效，建设与中国式现代化相适应的社会工作制度。这里涉及对影响社会工作发展的一些重要因素的理解以及“新本土化”问题。
这里说到的“新本土化”概念，是指专业社会工作在以往本土化的基础上，进一步认识社会工作发挥作用的制度-结构条件及文化特征，了解社会问题的解决逻辑，增强自己的知识和专业能力，并吸收本土社会服务的经验，进而有效解决社会问题的行动和过程。“新本土化”与笔者曾经提出的“本土化”概念的不同之处在于强调“新”——社会工作必须面对新的、更加紧迫和复杂的、要求更高的民生问题，并作出更加有效的回应。具体到各种社会工作服务特别是重要的社会工作行动，就要更加重视与所解决问题相关的政治因素、政策法规、社会结构、社区状况，也要在解决问题的知识、方法及途径上有更多的储备和更强的能力。
具体来说，社会工作是要面对家庭和个人的，但是在我国，家庭和个人问题的解决经常与相关政策、制度、社区结构和文化因素联系在一起。更不用说，我国各地的社会工作服务机构都在不同程度地参与处理社区建设、社区治理方面的工作，更加需要掌握政策等宏观方面的知识。这就超出了直接面对服务对象情境性的本土化，而成为“新本土化”的课题。社会工作重建以来，社会工作专业学生的实习和一些社工机构的实践多是在城市社区开展儿童青少年、老年人和残障人士等相关服务。这些服务对于增强服务对象的能力、改善服务对象与环境的关系是必要的，效果也不错。但是，社会工作在关键环节上发挥作用的能力还需加强。在新发展阶段，国家在改善困弱群体的生活条件、提高其生活品质、增进其福祉等方面有更多规划，比如广泛开展乡村建设行动，积极推进健康中国战略，有效解决城乡老年群体的安老、养老问题，促进新型城镇化中进城农民的社会适应问题，等等。在这些重大战略行动中，社会工作者不能只是开展一般的需求调查、组织活动、纾解心理压力等方面的活动，而是要实施更加实质性的干预活动。
社会工作有自己的专业特点，在与相关方面共同解决较复杂问题时也有某种专业分工，由此，社会工作可以发挥自己的专业优势。但是，对于许多较大规模、较为复杂的社会问题来说，对于与社区总体改变相关的干预来说，专业分工不是绝对的，需要各方力量在解决核心问题上的合作，需要所有参与解决问题者对核心任务有适当的理解，社会工作者也不例外。比如，社会工作者参与乡村振兴，就必须了解乡村振兴的相关政策，当地的经济、社会、文化和组织状况，以及乡村振兴的重点和关键环节。只有这样，社会工作者才能更好地配合乡村振兴工作的开展，发挥专业优势，更快地进入村庄，与村民需求对接，较顺利地开展专业服务。社会工作参与其他领域的综合服务也是如此。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发展阶段，有许多惠及中低收入群体和困弱群体的重大经济社会工程，社会工作者应该在更大范围和更深程度上学习相关知识，了解政策、熟悉民情，与当地行政部门建立良好的工作关系，真正实现“新本土化”，以更好地参与和促进新发展阶段的社会建设。
（作者系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名誉会长，中国社会工作学会会长）
来源：@《中国社会工作》2023年3月上刊，转载请注明来源和作者